這陣子，其實被憂傷絕望的情緒深深籠罩，「這個世界會更好嗎？」我不覺得，也感受不到行動帶來的意義感，只有深深的疲倦與無力。直到參加BSA分場應用社會學的討論，才讓我重新想起Geoff Mulgan在《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》一書中所談論的主題。

Mulgan指出，當代社會最大的危機之一，正是「想像力的危機」（imaginary crisis）。他說，現在的我們很容易想像社會崩壞、未來更加惡化的情境，但卻難以描繪出一個更好未來的樣貌。尤其對年輕人而言，這樣的未來失語現象更為嚴重。在這個時代，反烏托邦的小說比烏托邦小說多得多，社會制度似乎停滯不前，曾經推動制度變革的那種集體想像，已經變得稀少而脆弱。

他在書中不只是描述問題，也試著以大量實例說明——改變其實是有跡可循、也是可能的。他舉了無數例子，例如全民健保的建立、社會企業的興起、集體智慧的運用，以及公共政策中逐步實現的創新，試圖證明：人類過去能夠集體想像並創造更好的社會，未來也應該能夠再次做到。

其中，他提到的小小案例讓我格外有感。十八世紀英國作家Sarah Scott 出版的烏托邦小說《千禧廳》（Millenium Hall），這部作品描繪了一個由女性組成、以道德改革與教育理想為核心的社群。當時，這樣的想像突破了女性只能侷限於家務與禮儀的社會期待，為後來女性主義文學與女性公共角色的拓展，鋪下了重要的基石。

我因此又查了一些資料，發現Sarah Scott與她的姊姊Elizabeth Montagu都是「藍襪子會」（Bluestockings）的成員。那是一個以女性為主體的知識沙龍與文藝社群，勇敢挑戰了當時女性應當沉默、無法參與公共討論的社會規範。這個小小的知識圈，成為啟蒙時代中少數讓女性得以公開發聲、培育思想的空間，也為後來女性在公共領域的能動性打開了想像的可能。

這次來到英國，親眼看見女性主義在各個領域的蓬勃發展，在女廁隨處可見的免費衛生用品，有讓我沒那麼絕望，甚至重新感受到一絲希望——改變是可能的。只是，有時候，它需要三百年的時間。改變未必在我們有生之年完成，但每一代人，都在為下一個世代默默鋪路。

即便當下看似暗無天日，即使希望感稀薄得幾乎要消失了，歷史上仍然有那麼一群人，在最絕望的時代裡，靠著集體想像與微小行動，一點一滴地改變了世界。

正如Mulgan所說，「我們應該永遠選擇希望而非恐懼。即使最後可能是錯的，但至少希望是有建設性的（而且人生中比失望更糟的事情多得多）。」

希望能激發行動和創造力，而恐懼則可能導致麻痺和退縮。願我們都能在時代的幽暗中，仍舊常保心中那一縷微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