心得-Gertbiesta -教育的美麗風險
要談論公共教育,幾乎不可能不提到荷蘭教育哲學家 Gert J. J. Biesta。當初在 Agora 學校的簡介裡第一次看到他的名字,一查才發現他是當代國際教育哲學界的重要學者。可惜在台灣關於他的翻譯與討論仍然很少;相較之下,我這幾次去日本,只要走進書店,常常可以看到一整套 Biesta 的日文譯本,實在讓人羨慕。
Biesta 認為,當代教育身處「量化時代」,一切都被要求可以測量、評比,反而讓我們更難回答「什麼是好的教育」。他批判所謂的「學習化」(learnification),指出「學習」往往被理解為一個高度個人化、個人主義的概念,與「教育」這個本質上帶有關係性與公共性的概念形成強烈對比,因為「教育」總是指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與責任。
在談「好的教育」時,Biesta 提出三個彼此拉扯又互相需要的面向:資格化(qualification)、社會化(socialisation)與主體化(subjectification)。資格化指的是知識與技能的習得,讓人能在社會中勝任各種角色;社會化關乎把個人帶入一個既有的秩序、傳承價值與規範;而主體化則是在其中保留成為「獨特的自己」的可能性:一個能回應世界、對他人負責的行動者。對 Biesta 而言,公共教育的難題不在三擇其一,而在於如何在政策與現場壓力之下,維持三者之間脆弱卻必要的平衡。

在他看來,教育是一種發生在人與人之間(human beings)的相遇(encounter)。學生不應被視為需要被塑造和訓練的客體(objects to be molded),而應被理解為有行動能力、也能承擔責任的主體(subjects of action and responsibility)。所謂主體化,是一個根本開放且不確定的歷程(radically open and undetermined),因此教育永遠帶著無法保證結果的風險;一旦教育者企圖完全控制主體性的出現,真正的主體性就不會發生。
他甚至把教育稱為一種「美好的風險」(the beautiful risk of education):如果教育要對主體性敞開,而不只是生產合格的「學習者」或人力資本,那麼體制就必須接受,不是所有東西都能被預測、標準化或寫進績效指標。
借鏡 Hannah Arendt 的觀點,Biesta 主張,教育的公共性與民主潛力,正存在於那個允許行動(action)與自由(freedom)得以展開的空間之中。在他近年的著作裡,也從「以學生為中心」轉向談「以世界為中心的教育」(world-centred education):關鍵問題不只是「學生學到了什麼?」,而是「在多元與差異的世界裡,人與人要以什麼樣的方式與這個世界同在、共生?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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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圖片提供: 沈潔伃)